為什麼填表格時要勾「種族」，這個選項到底在問什麼？

為什麼填表格時要勾「種族」，這個選項到底在問什麼？

申請美國大學或求職時，許多表格會請你勾選自己的「種族（race）」：白人、黑人、亞裔、拉丁裔……。但只要稍微追問，這個看似客觀的分類就漏洞百出。一個父親是日本人、母親是巴西人的孩子該勾哪一格？膚色相近的印度人與菲律賓人為什麼被歸進同一個「亞裔」？而台灣的表格幾乎不問「種族」，卻會問你是不是「原住民」、是不是「新住民」——這又是另一套分類。

這些差異透露一個社會學的核心洞見：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群體界線，其實是社會建構出來的，而且每個社會建構的方式都不一樣。 本文要釐清「種族（race）」與「族群（ethnicity）」這兩個常被混用的概念，談認同如何形成、歧視如何運作，以及為什麼「我們」與「他們」的界線，比生物學能解釋的還要複雜得多。

種族與族群：兩個不該混用的概念

日常用語裡，「種族」和「族群」幾乎可以互換，但社會學嚴格區分兩者，因為它們指向不同的分類邏輯。

種族（race）指的是，一群人被依據被認為「天生、可見」的身體特徵（如膚色、髮質、五官）而劃分出來的類別。關鍵在於：種族是一種社會分類，不是生物學事實。社會選擇放大某些身體差異（膚色），卻忽略其他同樣明顯的差異（身高、血型）——被挑出來當作分界線的那一項，從來不是「自然」決定的，而是歷史與權力決定的。

族群（ethnicity）則指一群人因為共享的文化傳承而形成的群體感，包括語言、宗教、習俗、祖源、共同的歷史記憶與認同。族群的核心是「文化」與「我們感」，而不是身體外觀。台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外觀上幾乎無法區辨，卻是不同族群，因為他們有不同的語言、祭祀傳統與集體記憶。

簡單說：種族多半被當成「看得出來」的（雖然其實看不準），族群則是「文化上感受得到」的。 但兩者經常交疊——一個群體可能同時被當成種族（因外貌被歸類）又是族群（因文化而凝聚），這也是兩詞容易混淆的原因。

種族是社會建構，不是生物事實

這是當代社會學與遺傳學的共識，卻最常被誤解，值得仔細說明。

第一，生物學上不存在清楚的「種族」界線。 人類基因組研究顯示，同一個「種族」內部的基因差異，往往大於不同「種族」之間的差異。膚色由少數基因控制，會隨日照緯度漸層變化，根本切不出乾淨的群體。換句話說，沒有任何一組基因可以對應到我們日常說的「黑人」「白人」「黃種人」。十九世紀流行的「三大人種」分類，早已被科學否定。

第二，種族分類隨時空而變。 同一個人在不同社會會被歸入不同種族。一個在巴西被視為「白人」的人，到了美國可能被歸為「黑人」，因為兩國採用不同的劃界規則（美國歷史上的「一滴血原則」：只要有一位黑人祖先就算黑人）。愛爾蘭裔、義大利裔移民剛到美國時並不被當成「白人」，要經過幾代才「變白」。如果種族是生物事實，它不可能隨國界和年代改變——會變，正說明它是社會的產物。

第三，分類本身就是權力。 誰有權決定分類標準、決定哪一格算「高等」、哪一格該被排除？歷史上，種族分類往往是為了正當化奴隸制、殖民與隔離而被「發明」出來的。先有了剝削的需要，才有了把人分等的「種族科學」。

承認種族是社會建構，並不是說種族「不真實」或「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為社會集體相信並依此行動，種族就在現實中產生了極為真實的後果：誰被警察攔查、誰拿得到貸款、誰的履歷被回覆。這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湯瑪斯定理（Thomas theorem）：「人們若把情境定義為真實的，其結果便是真實的。」

族群認同：被賦予的，也是被選擇的

如果族群是文化群體，那麼一個人「屬於哪個族群」是天生注定的嗎？社會學的答案是：既被結構賦予，也保有選擇空間。

認同有「歸屬」與「宣稱」兩面。 你出生在某個家庭、講某種母語、過某些節慶——這是被賦予的部分。但你也可以選擇要不要強調這個身分：有人積極學習族語、參與祭典；有人則淡化族群背景，融入主流。在當代多元社會，許多人擁有「象徵性族群認同（symbolic ethnicity）」——平時生活與主流無異，只在特定時刻（過年、婚喪、特定節慶）才「想起」自己的族群身分。

認同也會在互動中被建構與重塑。 族群不是一成不變的本質，而是在與「他者」的接觸中不斷被劃界。挪威人類學家巴斯（Fredrik Barth）有個經典洞見：重要的不是群體「裡面」裝了什麼文化內容，而是群體之間的「界線」如何被維持。 界線會移動、會重新協商——原本分立的小群體可能在共同處境下凝聚成一個更大的族群（例如在美國，來自不同國家的東亞、南亞移民被外界統稱、進而某種程度自我認同為「亞裔」）。

多重與混合認同越來越普遍。 跨族群通婚的後代、移民第二代，常同時擁有多個認同，並依場合切換。認同不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而是流動、層疊、情境化的。台灣社會裡，越來越多人會說「我有客家血統，但在閩南家庭長大」——這種混合，正是族群認同協商性質的日常展現。

偏見、刻板印象與歧視：三個要分清的概念

談族群關係，繞不開「歧視」。但社會學會把它拆成三個層次，因為它們在分析與對策上意義不同。

• 刻板印象（stereotype）是一種認知：對某群體過度簡化、僵化的概括（「某族群都很會做生意」「某族群都很懶」）。即使是「正面」刻板印象也有害，因為它抹去個體差異、把人化約成標籤。
• 偏見（prejudice）是一種態度／情感：對某群體預先形成的、通常是負面的好惡傾向，未經實際接觸就先入為主。
• 歧視（discrimination）是一種行為：基於群體身分而給予不平等的對待，例如拒絕租屋、面試刷掉、同工不同酬。

三者相關但不等同：一個人可能有偏見卻因法律約束不敢歧視；也可能在沒有個人惡意下，因照章辦事而參與了歧視。

最關鍵的進階概念是「制度性歧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歧視不一定來自個人的惡意，它可能深藏在看似中立的規則、慣例與制度裡。例如：若升遷主要靠「老員工內部推薦」，而既有員工又集中於某一族群，那麼這套「看似公平」的制度就會自動排除外來族群——沒有任何人需要懷抱惡意，不平等卻持續再生產。 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歧視難以靠「呼籲大家別有偏見」解決，而必須檢視制度本身。

族群關係的幾種模式：從同化到多元

不同社會如何安置族群差異？社會學提供了一組描述族群關係結果的概念光譜。

• 同化（assimilation）：少數族群逐漸放棄原有文化、融入主流，差異被抹平。經典的「熔爐（melting pot）」想像即屬此類。批評者指出，所謂「融入主流」往往是要求弱勢單方面向強勢靠攏。
• 多元主義（pluralism / multiculturalism）：各族群保留自身文化，平等共存，如「沙拉碗」的比喻——食材混在一起，卻各自保有風味。
• 隔離（segregation）：群體在空間或制度上被分隔，且通常伴隨資源不均（如美國歷史上的種族隔離、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apartheid）。
• 種族滅絕（genocide）：最極端的形式，對某群體的系統性消滅。

這些不是台灣才有的遙遠課題。台灣社會正處於從「同化壓力」走向「多元肯認」的轉折：過去原住民族被要求說國語、改漢名（同化）；近年則有族語復振、轉型正義、新住民母語教學等政策，朝向多元主義。理解這組概念，能幫助我們判斷一項政策究竟是在抹平差異，還是在創造平等共存的條件。

看一個例子

讓我們把這些概念放進一個台灣的具體情境：一位想在都會區租屋的阿美族青年「巴奈」。

巴奈大學畢業、有穩定工作，看上一間公寓。房東在電話裡很熱絡，但見面、得知他是原住民後，突然說「房子剛租出去了」。這裡發生了什麼？

• 房東腦中可能有刻板印象（把某些負面想像套在「原住民」這個標籤上）；
• 這轉化為偏見（還沒了解巴奈這個人，就先有了排斥的態度）；
• 最後落實為歧視行為（以假理由拒租）。

但故事不只如此。即使這位房東願意出租，巴奈仍可能面對制度性的不利：他的族名在某些線上表單無法正確輸入；他若想申請房貸，銀行的審核標準（看重穩定資產、家族擔保）可能對缺乏世代積累的家庭較不友善——這些規則沒有一條寫著「排斥原住民」，效果卻是系統性的。

同時，巴奈自己也在進行認同的協商：在都會職場，他可能淡化族群身分以求自在（象徵性認同）；回到部落或參與族語班時，又重新擁抱它。他的故事提醒我們：族群不平等是個人偏見與制度結構交織的結果，而當事人並非被動的受害者，也持續在不同情境中能動地處理自己的認同。

重點回顧

• 種族與族群不同。 種族是依「被認為天生可見」的身體特徵所做的社會分類；族群是依共享文化、語言與祖源形成的群體認同。兩者常交疊，但分類邏輯不同。
• 種族是社會建構，不是生物事實。 群體內的基因差異常大於群體間；分類隨時空而變、由權力決定。但建構不等於不真實——它會產生極真實的後果（湯瑪斯定理）。
• 族群認同既被賦予也被選擇。 認同在與「他者」互動、劃界中被建構，可以是象徵性的、多重的、流動的（Barth 的界線理論）。
• 偏見、刻板印象、歧視要分清。 分別對應態度、認知、行為；而「制度性歧視」說明不平等可在無個人惡意下，透過中立規則持續再生產。
• 族群關係有多種模式。 從同化、多元主義到隔離、滅絕；台灣正從同化壓力走向多元肯認，相關政策可用這組概念加以評估。

深入探討（研究所視角）

對有意深入的學習者，族群與種族研究是當代社會學理論最前沿、也最具政治張力的領域之一。以下幾個方向值得延伸：

一、種族形構理論（racial formation）。 Omi 與 Winant 的《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是繞不開的經典。他們主張種族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而是一個持續被建構與爭奪的過程：透過「種族計畫（racial projects）」——連結文化再現與社會結構分配的具體實作——種族意義不斷被生產、挑戰與重組。這把分析焦點從「種族是什麼」轉向「種族化（racialization）如何發生」，是研究所層級必須掌握的範式轉移。

二、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的方法挑戰。 Crenshaw 提出的交織性架構指出，族群／種族不會單獨運作，而是與階級、性別、世代等軸線相乘而非相加。一位原住民女性勞工所面對的處境，不是「原住民歧視 + 性別歧視 + 階級不利」的簡單疊加，而是交織出的獨特位置。方法論上，這對量化研究是一大難題：如何在統計模型中捕捉「交互效果」而不流於變項堆砌，至今仍是活躍的爭論。

三、隱性偏見與制度性種族主義的測量。 當代研究越來越關注「沒有惡意卻持續存在」的不平等。實驗社會學以履歷對照實驗（correspondence/audit studies）——寄出內容相同、僅姓名暗示不同族群的履歷，比較回覆率——量化勞動市場歧視，是因果推論的經典設計。同時，內隱聯結測驗（IAT）等工具試圖捕捉隱性偏見，但其效度與預測力仍有激烈方法論辯論，值得批判性閱讀。

四、可研究的本土問題。 結合台灣脈絡與 Uedu 所關注的教育數據視角，可延伸的研究問題包括：原住民升學優待（外加名額）是「肯認差異」還是「強化標籤」？新住民第二代的族群認同如何在學校情境中被形塑？多模態學習資料（語言、互動、認知）能否更細緻地揭露族群背景如何透過日常教學情境作用，又如何避免讓資料分析本身複製了種族化的分類？這些都是把族群理論帶入數位教育時代的開放問題。

核心提醒： 族群研究最大的倫理挑戰，是研究者使用的「分類」本身就可能再生產它想批判的界線。當我們在問卷上把人分成「原住民／新住民／本省／外省」時，已經在強化這些類別的真實性。好的族群分析必須對自己的分類工具保持反身性（reflexivity）——既要用類別來揭露不平等，又要時時提醒自己：這些類別是歷史的產物，不是自然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