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為什麼會「成群結隊」地爆發，又一起退潮？

運動為什麼會「成群結隊」地爆發，又一起退潮？

如果你把臺灣（或任何社會）過去半世紀的抗爭事件畫成一條時間線，你會發現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抗爭不是平均散落在每一年，而是叢集出現的。某幾年突然湧現大量、跨議題的動員（1980 年代末解嚴前後、2013–2014 年那一波），然後又進入相對沉寂的時期。為什麼勞工、環保、性別、學生這些訴求南轅北轍的運動，會像約好了一樣同時升溫、又同時降溫？

入門篇已經處理過「單一不滿如何變成單一運動」的問題：資源、政治機會、框架。但進階的社會學追問的是一個更難、也更有意思的問題——運動之間如何彼此牽動，整個抗爭場域如何隨時間起伏。一場運動從不孤立存在；它身處一個由其他運動、反制運動、國家、媒體所構成的動態場域。本文要談的，就是這個「場域層次」與「時間維度」的運動動力學（dynamics of contention）。

抗爭週期：運動為何叢集出現

塔羅（Sidney Tarrow）提出「抗爭週期」（cycle of contention，或譯抗爭波）概念，正是要解釋這種叢集現象。一個抗爭週期通常有幾個可辨識的特徵：衝突在短期內快速擴散到各個部門與地域、創新的抗爭形式被發明出來、新舊組織之間出現競爭與合作、國家回應在壓制與讓步之間擺盪，最後則是動員退潮、部分制度化、部分激進化。

關鍵的機制在於運動之間的外部性。第一個成功突破的運動，會為後來者降低成本、提供範本。它示範了「原來可以這樣抗爭」「原來政府會退讓」，也鬆動了人們對「什麼是可能的」的認知。社會學稱這種早期行動者為「早發者」（early risers）——他們往往是組織資源最雄厚、最接近政治機會的群體（通常不是最弱勢者），一旦他們撕開了缺口，原本被壓抑的各種不滿就會順著這道裂縫一擁而出。

這解釋了一個常見的誤解。人們常以為「是社會問題惡化了，所以抗爭變多」。但抗爭週期理論指出，週期內後段參與的許多群體，他們面對的客觀條件未必比平時更糟——他們是被政治機會的開啟與先行者的示範動員出來的。換句話說，抗爭的高峰反映的常常不是「苦難的總量」突然增加，而是「機會結構」的集體鬆動。

也正因如此，週期會退潮。機會之窗會關閉（菁英重新團結、國家學會更有效的回應）、運動之間從合作轉向爭奪資源與正當性、激進化嚇跑了溫和支持者、參與者精疲力竭（activist burnout）。退潮不等於失敗——許多制度遺產、法律修改、認知轉變，是在週期退潮後才慢慢沉澱下來的。

蟄伏結構：運動在低潮期去了哪裡

如果運動會退潮，那麼在兩個高峰之間的漫長低潮期，運動到哪去了？難道每次都從零開始嗎？

泰勒（Verta Taylor）研究美國婦女運動在 1945 到 1960 年代之間那段「看似什麼都沒發生」的時期，提出了極具洞察力的「蟄伏結構」（abeyance structure）概念。她發現運動並沒有消失，而是縮進一小群高度投入、彼此緊密連結的核心成員所維繫的組織裡，以低能見度、低動員的方式存活下來。這些蟄伏結構承擔了三件至關重要的事：保存運動的人才與領袖、維繫集體認同與抗爭知識（repertoire 的記憶）、以及守住一套隨時可被重新啟動的目標與框架。

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修正了一種「波峰中心」的視角偏誤。我們的注意力（以及媒體與史書）總是聚焦在街頭萬人空巷的高潮時刻，卻忽略了讓下一次高潮成為可能的，恰恰是低潮期那些默默維持讀書會、出版刊物、維護人際網絡的少數人。沒有蟄伏期的「保溫」，每一次新的爆發都將失去歷史的接力棒。

看一個例子

用蟄伏與週期的視角重看臺灣同志運動，會看到入門篇的「單次動員」框架看不見的東西。2019 年同性婚姻專法的通過，表面上是那幾年密集動員（含 2018 年公投挫敗後的反挫與再動員）的結果。但若把鏡頭拉長，1990 年代的同志社團、書店、刊物、學術社群與少數現身的運動者，正是典型的蟄伏結構：在社會能見度極低、甚至充滿敵意的環境裡，他們保存了組織人才、累積了論述資源、維繫了集體認同。

當 2000 年代後政治機會逐漸開啟（政黨競爭、國際人權論述擴散、年輕世代態度轉變），這些蟄伏多年的網絡才得以被重新啟動、快速放大。也就是說，2019 年那一刻的「成功」，其因果鏈要回溯到二、三十年前那些「看似什麼都沒發生」的低潮維繫工作。反過來說，2018 年公投的挫敗，也並未讓運動歸零——核心結構仍在，於是能在短時間內轉化挫敗、推進專法。這正是週期（機會起伏）與蟄伏（低潮存續）兩個概念互補的最佳示範。

反制運動：把對手納入同一個分析框架

入門篇談過「反挫」（backlash），但進階分析要更進一步：把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視為與原運動處於同一個互動系統裡的對等行動者，而不只是運動成功後才出現的反作用力。

梅爾（David Meyer）與史塔格柏（Suzanne Staggenborg）提出「運動—反制運動動力學」（movement-countermovement dynamics），主張兩者之間存在持續的互動與共同演化。當一方在某個場域（街頭、法院、立法、媒體、選舉）取得進展，另一方就會在同一個或另一個場域反制；雙方互相學習對方的策略、框架與抗爭劇碼，形成一種長期的拉鋸。這意味著：

• 反制運動的出現，本身是原運動「已具威脅性」的指標——沒有人會去反對一個無關緊要的訴求。
• 雙方往往在不同的制度場域之間「換場較勁」。某方在立法部門受挫，可能轉戰司法或地方公投；對手便跟著轉場。
• 框架是相互建構的。一方提出「婚姻平權」，另一方就提出「守護家庭」；一方說「生育自主」，另一方說「保護生命」。每個框架都是針對對手框架的回應，而非孤立發明。

把反制運動納入同一框架的好處，是讓我們擺脫「進步 vs 反動」的單線史觀，看見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場多方、多場域、長時程的動態博弈。哪一方能持續取得政治機會、維繫動員、贏得中間群眾的框架認同，才是決定走向的關鍵——而這隨時可能反轉。

擴散：抗爭如何跨越邊界傳播

運動動力學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擴散（diffusion）：為什麼某種抗爭形式（佔領廣場、雨傘、特定主題標籤）會在短時間內跨城市、跨國界地複製？

社會學區分兩種擴散管道。一種是關係性擴散（relational diffusion），透過行動者之間既有的直接連帶——人際網絡、組織串連、跨國 NGO——把知識、資源與情感傳遞出去。另一種是非關係性擴散（non-relational diffusion），透過媒體與大眾傳播，讓素不相識的人也能「看到並模仿」遠方的範本。數位時代讓後者的速度與規模空前放大：2011 年的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後續各地的廣場運動，彼此之間多數參與者並不相識，卻共享了一套可辨識的劇碼。

但擴散絕不是單純的「複製貼上」。麥亞當（Doug McAdam）與蘭德爾夫（Dieter Rucht）強調，擴散必然伴隨在地調適（adaptation）：接收方會用自己的政治機會、文化框架與既有組織，重新詮釋與改造外來的範本。同樣是「佔領」，在不同社會的目標、組織方式與正當性論述可能截然不同。因此研究擴散，不能只追蹤「同樣的東西出現在哪裡」，更要分析「它在落地過程中被改寫成了什麼」。這提醒我們對「全球抗爭浪潮」這類說法要保持謹慎——表面的相似，底下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在地邏輯。

國家中心視角：把鎮壓與政權結構放回來

入門篇的政治機會結構，多少把國家當成「環境」——一個會開窗或關窗的背景。進階的巨觀社會學則把國家本身當成核心變項，這在革命研究中尤其明顯。

斯科切波（Theda Skocpol）的經典作品《國家與社會革命》（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提出一個當時極具顛覆性的論點：法國、俄國、中國的大革命，並非單純由革命者的意志或意識形態「製造」出來的，而是國家結構在國際軍事壓力與國內階級關係的雙重夾擊下崩潰的結果。她的「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取向強調，要解釋大規模的政治變遷，必須分析國家機器的財政—軍事能力、它與支配階級的關係、以及它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這些往往不是任何行動者所能主觀控制的結構條件。

這個視角對運動研究的啟示是雙面的。一方面，它提醒我們鎮壓（repression）是運動分析中不可迴避、卻常被低估的變項。國家壓制的能力與意願，直接形塑了抗爭的可能形式與代價。而鎮壓與動員之間的關係並非線性：適度鎮壓可能激起更強反抗（製造殉道者、坐實了不正義的框架），過度鎮壓則可能徹底瓦解運動——兩者之間的轉折點，是比較政治社會學長期爭論的難題。

另一方面，斯科切波的結構決定論也引來批評：它是否太低估了行動者的能動性、意識形態與偶然事件的作用？後續研究（如顧德溫 Jeff Goodwin 對冷戰後革命的分析）試圖在結構與能動之間取得更細緻的平衡。這場「結構 vs 能動」的張力，貫穿了整個運動與變遷研究，至今未有定論——而這種未定，正是這個領域的智識活力所在。

運動的成效到底怎麼測量

最後一個進階難題，是評估運動的因果效果。入門篇提過「成功往往伴隨妥協」，但研究上的困難遠不止於此，這值得單獨拆解。

第一，何謂成果本身就有爭議。甘森（William Gamson）在經典研究中區分「接納」（acceptance，運動被當成正當的協商對象）與「新利益」（new advantages，訴求實質實現）兩個維度，指出一個運動可能贏得其一卻失去另一——例如被收編進體制（獲得接納）卻換來訴求被稀釋（失去新利益）。把「成功/失敗」當成單一二分變項，會錯過這種複雜性。

第二，歸因問題。即使政策真的改變了，我們如何證明是運動「造成」的，而非剛好同時發生的選舉考量、菁英策略、經濟條件或國際壓力？運動者傾向把功勞歸給自己，反對者傾向否認，旁觀的研究者則很難在沒有反事實（counterfactual）的情況下做出乾淨的因果判斷。

第三，選擇偏誤。我們的資料庫裡塞滿了發生過、且常常是成功的運動；那些「從未組織起來」的潛在運動、被扼殺於萌芽的抗爭，幾乎不留痕跡。只研究「看得見的運動」來推論「運動為何成功」，等於只訪問存活者來研究致命疾病——這種倖存者偏誤（survivorship bias）會系統性地高估某些因素的作用。

正因如此，當代研究發展出多種策略：抗爭事件分析（protest event analysis）系統性地從報紙等來源編碼大量事件以建立可比較的資料、事件史分析（event history analysis）處理「運動何時發生、何時結束」的時間動態、比較歷史方法則在少數案例間做結構性對照。每種方法都在回應上述難題，也各有其代價與盲點。

重點回顧

• 運動不孤立存在，而是身處由其他運動、反制運動、國家與媒體構成的動態場域；進階分析的焦點是「場域層次」與「時間維度」的運動動力學。
• 抗爭週期理論解釋了運動為何叢集爆發又一起退潮：早發者撕開機會缺口、降低後來者成本，高峰反映的常是「機會結構鬆動」而非「苦難總量增加」。
• 蟄伏結構說明運動在低潮期如何由核心成員保存人才、認同與抗爭知識而存續，下一次爆發的接力棒正是在「看似什麼都沒發生」時被守住的。
• 反制運動應與原運動放進同一互動系統分析，兩者跨場域換場較勁、相互建構框架、共同演化；反制運動的出現本身即是原運動具威脅性的指標。
• 擴散分關係性與非關係性兩條管道，且必然伴隨在地調適；國家中心視角把鎮壓與政權結構放回核心；運動成效評估則受困於成果定義、歸因與倖存者偏誤三重難題。

深入探討（研究所視角）

對有志深入的讀者，以下幾個前沿張力值得追蹤。

機制與過程的方法論轉向：麥亞當、塔羅與提利（Charles Tilly）在《抗爭動力學》（Dynamics of Contention）中，倡議從「找出哪些變項導致運動」的變項導向研究，轉向「辨識可重複出現的因果機制（mechanisms）並追蹤它們如何在不同情境中串連成過程（processes）」。例如「中介經紀」（brokerage，原本不相連的群體被居間者連結起來）、「認同轉移」（identity shift）等機制，可以跨案例地辨識，但每次組合的方式與結果不同。這個取向的吸引力在於擺脫了僵化的變項模型，但批評者也質疑：機制清單如何避免變成事後貼標籤？如何嚴謹地檢驗一個機制「確實在運作」？這是當前運動方法論的核心辯論。

結構與能動的永恆張力：從斯科切波的國家結構決定論，到強調框架、情感與認同的文化轉向，運動研究始終在「結構限制」與「人的能動性」兩極之間擺盪。晚近的關係社會學（relational sociology）試圖超越這組二元對立，主張結構與能動本就在互動關係中相互構成——但如何把這種「過程性本體論」轉化為可操作的研究設計，仍是開放問題。

數位中介下的場域重組：當演算法、平台與線上能見度成為新的抗爭場域，傳統的政治機會結構需要被重新概念化。平台公司本身成了一個有自身利益的行動者；可見度（visibility）成了稀缺資源；連結性行動降低了參與門檻卻可能犧牲組織韌性。如何把「平台政治」嚴謹地整合進既有理論，而不只是把舊概念換上新詞彙，是這個領域最迫切的前沿之一。

比較與因果推論的野心：隨著跨國抗爭事件資料庫、文本探勘與計算社會科學工具成熟，研究者開始嘗試更有企圖的因果問題——鎮壓何時抑制、何時激化抗爭？運動如何影響選舉與政策？但資料的可得性偏誤、跨國概念等價性、以及缺乏反事實，都讓乾淨的因果宣稱依然困難。如何在「大數據的廣度」與「歷史個案的深度」之間取得方法論平衡，將持續定義這個領域的進展。

歸根結柢，運動動力學追問的是社會學最核心的命題之一：在歷史結構的限制與機會之中，人的集體行動究竟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寫他們所身處的社會秩序。